在泉州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晋江普查队员于龙湖镇烧灰村灵鹫寺安置佛像的须弥座发现疑似元明时期的4幅“飞天”浮雕石刻。近日，经我市“四普”专家组成员及文保专家现场勘察，初步判断灵鹫寺发现的“飞天”浮雕石刻源于明代。这是泉州“四普”中首次发现明代“飞天”石刻，进一步丰富了我市文化遗产资源，更为泉州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物佐证。

寺庙尚存3座明代石须弥座

灵鹫寺始建年代不详，相传在宋元交替时，毁于兵乱，于元代重建未果，直至明代方才告成，此后历经清代、民国不断修缮，现存为民国廿五年（1936）重修的三开间榉头止寺庙。在本次文物普查中发现寺庙尚存有明代石须弥座3座（明代石柱2对、清乾隆石香炉1座）及民国时期弘一法师所题字匾1个、楹联4对等重要文物，具有极高文化价值与宗教价值。

其中，3座石须弥座上的石刻尤为引人瞩目。面阔三间的大殿正中央供奉三世尊佛（释迦牟尼佛、药师佛、阿弥陀佛），须弥座的束腰用素面分隔柱分为5堵，中间浮雕花卉，两侧各对称浮雕2组瑞兽；左侧供奉着文殊菩萨，须弥座的束腰用素面分隔柱分为3堵，中间浮雕“鱼跃龙门”，两侧均浮雕“飞天”；右侧供奉着普贤菩萨，须弥座的束腰也同样用素面分隔柱分为3堵，中间浮雕“牡丹花卉”，两侧均浮雕“飞天”。仔细端详，雕刻的瑞兽祥瑞端庄，“飞天”轻盈曼妙，“鱼跃龙门”腾跃激浪，花卉栩栩如生……虽经数百年风雨剥蚀，石刻中昂扬的生命力仍穿透时光扑面而来。

结合宋、元、明各代须弥座建造特点、雕刻风格和风化程度，专家经研究讨论初步形成共识并指出，对比宋、元、明三代，宋元两代须弥座普遍形制繁复，雕刻精致，间隔柱多与石刻为整块石板雕刻而成，且常见高浮雕力士、竹节、莲花等图案，而灵鹫寺现存须弥座浮雕较低，分隔柱均为独立设置且为素面，形制简单，据此，初步判断灵鹫寺须弥座“飞天”年代为明代。

古刹承载特殊侨乡记忆

除难得一见弥足珍贵的明代“飞天”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弘一法师的书法石刻。弘一法师结缘灵鹫寺源于至交广空法师时任灵鹫寺住持。民国廿五年弘一法师为广空法师重修的灵鹫寺题写“灵鹫禅寺”进门门匾和进门、殿前壁柱、殿内壁柱、后金柱4对楹联石刻，前2对为较为少见的篆书体，后2对为较常见的“弘体”。灵鹫寺内弘一法师书法数量之多、书体之多样，在泉州佛教寺庙中实属罕见，属弘一法师在泉重要史迹。

晋江灵鹫寺不仅是泉州建筑、宗教历史溯源的重要佐证，还见证了泉州对外文化交流的波澜壮阔。晋江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吴金鹏还介绍，作为菲律宾灵鹫寺祖庭，这座古刹承载着特殊的侨乡记忆。1957年，广空法师徒孙灵鹫寺心莲姑远渡菲律宾弘法，将闽南佛教文化播撒菲律宾，在当地建立灵鹫寺。如今，菲律宾灵鹫寺香火旺盛，马尼拉的晨钟暮鼓与晋江的梵呗清音隔海相和，诉说着侨亲情系故土的动人故事，谱写着对外交流的全新篇章。

囿于条件限制，晋江灵鹫寺石刻的历史仍待进一步考证。吴金鹏表示，下一步，晋江市文物保护中心将利用拓片等技术手段，对灵鹫寺石刻的图案、铭文等进行全面研究，以期对石刻的纪年形成更加准确的判断，不断完善这一“四普”重要发现，推动我市文物保护工作不断发展。（泉州晚报融媒体记者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