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至清，139位诗人留下了238首吟咏霍童支提山的诗作，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文学现象……

霍童支提山声名显赫，历代登临游览者不胜枚举，留下诸多吟咏。这些诗作较为集中地收录在袁冰凌《支提山华严寺志》中。据该寺志统计，自宋至清，共有139位诗人留下了238首吟咏霍童支提山的诗作，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文学现象。而宋代，则是霍童支提山诗歌书写的开端，这一时期的诗作数量、写诗主体、诗作客体、诗作内容及文化意蕴均呈现出一定的书写特色。

《支提山华严寺志》中收录有宋代诗人16位、诗作21首：郑鬲《游支提山》、郑南《莲花墩》、周璇《游支提寺》、郑昌龄《题说法台》、叶衡《同诸寅丈游支提寺》、姚望之《雍熙寺》、李洪《赠支提德最》、余复《游霍童峰》、陆游《雍熙寺与僧夜话》、黄履翁《雍熙寺观题名》、江南剑客《鹤林宫》、蔡伯源《霍童峰》、王平国《题雍熙寺》、阮登炳《重游支提读诸公题咏》、陈嘉言《游霍童》（4首）、白玉蟾《游霍林洞》《元旦在鹤林偶作》《题华严寺》。

本文从他处辑录诗人5位、诗作9首：高颐《支提禅寺》、白玉蟾《云游歌》、徐梦发《支提禅寺》、李弥逊《和表之清阴亭作》《与粹之游支提，九日仲宗以诗酒见寄，次韵答之》、释慧空《送支提化士》《寄支提禅师》《和支提秀和尚》《送僧三首其二》。

书写霍童支提山的宋代诗人，从籍贯而言，以福建或宁德本地籍贯者居多，也有外籍但仕宦旅居宁德者，以及少数迁居或途经者；从身份而言，既有文人士大夫，也有僧人道士。具体而言，郑南、郑鬲、周璇、郑昌龄、余复、姚望之、黄履翁、阮登炳、高颐等9人均为宁德士子，熟谙家乡山川风物；叶衡、陆游2人曾任宁德主簿，徐梦发淳祐十年（1250年）任宁德知县，有机会深度接触支提山的自然人文风貌；蔡襄之孙蔡伯源为仙游人，李弥逊祖籍连江，白玉蟾为闽清道士，释慧空为福州出家僧人，这些都是籍贯在福建省内的士人、僧道；宋末陈嘉言为建州（今建瓯）司户，避元军乱，入支提山；另有李洪、江南剑客、王平国3人身份未详。

霍童支提山有许多人文景观，如支提寺、莲花墩、说法台、鹤林宫、霍童洞等佛道教的胜迹，吸引了众多游人，也有许多咏叹诗篇。其中，以支提寺、鹤林宫最为著名。支提寺，初名华严寺，宋开宝九年（976年）吴越王钱俶建，曾先后名雍熙寺、政和万寿寺、华藏寺、华藏万寿寺。鹤林宫，即霍林洞天。

此外，霍童支提山自然风光亦十分优美。南宋淳熙《三山志》载：“支提山，东有童峰双峙，壁立无际；次则莲华石、甘露池。西有神僧石窟、葛公岩，岩南有苏溪带绕，鹤岭襟连。北有菩萨、紫帽二峰相望。”更有甚者，自然景观还被赋予祷祝之功用：“旁有瀑布，乡民每遇亢旱，辄于北面遥祷。”这些奇绝秀丽的山水景色，也吸引了众多文人的驻足吟咏。

从诗歌内容而言，霍童支提山书写可分为游览山水之作与寄赠和作两类。其中，第一类作品数量较多。现存30首诗歌中，有16首直接以“游”“题”为名，是诗人对支提山风景的亲身体验与直接描绘。这类诗作往往以细腻的笔触、巧妙的联想描摹支提山的自然、人文风光，并寄寓个人情感，展现出诗人的思考感悟与审美意趣。

如叶衡《同诸寅丈游支提寺》：“杖策共随喜，天寒奈九秋。水花分堑弱，山木抱云稠。更向支提宿，真从惠远游。自怜幽兴熟，来往亦风流。”描摹了一幅深秋支提游览图。颔联将水花、山木与秋风、云雾巧妙联系起来，“分堑弱”“抱云稠”形象地描绘出水花因秋风而起颤动、山木因云雾互相缠绕的幽静氛围。诗中“喜”“真”“怜”寥寥数语，展露出诗人游览支提山的欢喜和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还有8首，诗题虽未直接呈现游览之征，但内容皆为游览。如陆游《雍熙寺与僧夜话》，作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宁德主簿任。彼时，他畅游支提山，留宿雍熙寺，与寺中僧人深夜交谈，有感而发。

第二类寄赠唱和之作有6首，诗题中已有“赠、寄、送、和”等字眼。此类诗歌往往以支提山为背景，侧重情感流露。如释慧空《送僧三首》（其二），通过描绘支提山禅宗修行的场景，表达出送别僧友的感伤与祝福。

宋诗中的霍童支提山书写既涉道教意象，又有华严宗和禅宗思想，佛、道共现，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福建地区自唐以来释、道交织的文化现象。

自唐代始，霍童支提山便成为佛、道二教的汇聚之地。盛唐时，该山因道教显赫，受统治者重视。《太平寰宇记》载：“列仙霍童游处，唐天宝六年（747年），敕改为霍童山。”得皇帝钦赐山名。唐末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列其为天下三十六小洞天之首，宋《云笈七签》亦将其列为“第一洞天”，排序在五岳之前，声名愈发壮大，有“不到霍童空对仙”之说。

同一时期，该山在佛教中崭露头角。唐代僧人释元表率先将《华严经》所称支提山定位至宁德。《宋高僧传》载：“释元表，本三韩人也。天宝中（742—756年）来游华土，仍往西域瞻礼圣迹，遇心王菩萨指示支提山灵府，遂负《华严经》八十卷，寻访霍童，礼天冠菩萨。至支提石室而宅焉。”《三山志》亦载：“咸通九年（868年），僧好德为《支提山记》云：‘昔，则天朝有僧号元表……盛新《华严经》八十卷，躬自赍荷，来寻兹山，乃卜石窟而居。’”可知中唐时，僧人元表受天冠菩萨指引，背负《华严经》来到霍童山麓寻访支提山。晚唐五代，无论是闽国、吴越还是南唐，都十分重视该山的佛教因素，在山中出资建华严寺，亦称支提寺。至宋代，中国佛教八大派系中，禅宗盛行，华严宗中兴，许多佛教宗派在闽中流行，而以禅宗最盛。原为华严道场的华严寺，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改为禅寺，佛教界有“不到支提枉为僧”之说。

在道教和佛教的双重影响下，宋代诗人的霍童支提山书写有浓重的道、佛因素。诗歌中经常使用道家及佛教意象。如“山色依然仙不至”（郑南《莲花墩》）、“访道寻真日往还”（余复《游霍童峰》）等诗句出现“仙”“道”等意象；“天冠隐处多奇绝，时见弥空花雨来”（郑昌龄《题说法台》）两句运用“天冠菩萨”“漫天花雨”等佛教意象，有浓厚的华严思想；“踏破禅床秋月皎，水云闲淡入精神”（高颐《支提禅寺》）以“禅床”为载体，描绘出超越世俗的禅修心境，体现禅宗“明心见性”的思想，充满禅学韵味。

霍童支提山是福建地区非常具有特色的地域胜境，有着人文与自然风光的双重影响力，对该山的游览及题咏已经形成了福建地区蔚为壮观的文学现象。从宋代人们对该山的游览及吟咏中，可以见出其鲜明的文化意蕴及特征，也折射出宁德在宋代福建文化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