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都澳犹如一个葫芦，是个内海湾，往里行船半个小时，便能抵达宁德县城。

1899年5月，是三都岛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这个月，正是大黄鱼从东海洄游官井洋产卵的旺季，对三都的渔民来说，更是捕捞大黄鱼的黄金季。

在官井洋渔获满舱后，渔民们便启船将黄瓜鱼运往湾内宁德县城的各个船埠。黄瓜鱼上岸后，不仅满足了县域内百姓的味蕾，而且还通过挑夫赶鲜，连夜挑往各个山县。所谓：官井洋，半年粮；黄瓜叫，渔民笑。这个季节的官井洋面，千帆竞发，渔歌四起。雨过天晴驾小船，鱼在一边，酒在一边，黄瓜一来，赛神仙。官井洋，是这个季节的闽东热词。

但就在这个月的8日，三都岛上来了一拨朝廷命官和洋人。闽浙总督许应骙饬委镶红旗协领明玉会同英国人税务司前往三都澳宣布，福海关正式开关。闽东（宁德）区域古称福宁府，故称为福海关。但一开始，这个消息并没有给宁德带来福气与安宁。由于事先没有做好释疑解惑的工作，消息一传开，便在岛上炸开了锅——

洋人要将官井洋海域管起来收税，甚至连空气也要收费？洋人要到岛上住？洋人要在岛上占地建房子？

这消息一传出，再加清政府开埠通商这一做法在当时百姓看来，如同割地赔款。一时间人心惶惶，从三都岛漫延至县城，群情激愤，局势一触即发。

那时的宁德知县叫李有琨，字仲瑶，广西拔贡。李在任知县期间，卓有政绩。福海关设关遇到阻扰，这可是天大的事。李有琨在情急之下，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黄承箕。他认为，只有黄承箕出面，才能浇灭这堆火苗。

原来，在清末民初，黄承箕家族是宁德的旺族，祖籍七都晡源，后迁至城关的前林坪。他的父亲黄履刚，是个举人，生有八子，以长子承箕、三子承芳、五子承志最为成事。后来，黄家又迁到鹏程街大华路的黄厝里，也就是俗称的“月爿坪”。黄承箕一脉便在这里繁衍。那时，黄家主要做的是渔行的生意，在宁德县各大码头均设有行栈，名曰“顺德渔行”。每年四五月份，渔民在官井洋捕捞的黄瓜鱼都要送到“顺德渔行”过秤，再由渔行分销宁德各乡及闽东各县。三都渔民通过渔行赚取渔获第一桶金，而渔行则赚取其中的佣金提成。黄瓜鱼产销的流通环节，各司其职，各有所得。因此，作为“顺德渔行”的大老板，黄承箕及其家族在三都澳渔民、各个码头、各个渔行商户乃至宁德社会各界的影响力可想而知。

黄承箕作为经济能人，又是一个例贡生。这例贡生虽然是他“援例捐纳”的，也就是自掏腰包“捐”来的，但也说明，他有政治上的追求，也具有国家视野。他通过李知县得知，福海关的设立是为了闽东各县茶叶的中转出口贸易。他作为从商业者，深知这本账的算法。

于朝廷，福海关的设立，是为了广辟财源，以解鸦片战争、甲午海战战败赔款之急。

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清政府除了被迫开放福州，厦门等五口通商，条约内容还包括割地赔款。甲午战争又战败，1895年4月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除了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还约定清政府偿还日本军费损失2亿两，后来为了赎回辽东半岛，又追加3000万两。但清政府1895年的实际财政收入仅有8000万两。清政府“日感赔款负担之重”，于同年7月、次年3月和1898年3月前后3次分别向俄国、法国、英国及德国集团借款白银三亿两，加上利息，债务高达七亿两，压得清廷喘不过气来。清廷只能延续鸦片战争以来海关征收关税偿还的办法，以积累资金赔款还债。在中国黄金海岸线的中部——三都岛，设立福海关便提上清廷的议事日程。

于闽东，福海关的设立，着实是为了征收闽东各县之茶叶中转出口贸易的高额税收。福海关未设立之前，茶叶出口先是取道江西到广州口岸，后来主要依托福州口岸。那时，福州与武汉、九江并称三大茶市。清同治年间，太平天国举事，波及重要的茶产区闽北、闽南，南路、西路茶叶生产与贸易受挫，而福建北路茶区（即指闽东一带）相对平静，使当地的茶叶生产与贸易得到了一个发展的机会。民国唐永基在1941年版的《福建之茶》中这样描述清代福建北路种茶情况，“虽穷乡僻壤，却无不有种植茶叶”，“产量之多，几占全省十分之七”，“其繁盛始于海禁之后”。清咸丰、同治年间，闽东茶商在传统制茶的基础上，不断提升茶叶制作技术，经各家茶坊精心打造，最后宁德天山茶、福安坦洋工夫和福鼎白琳工夫茶脱颖而出。那时，在福建三大（坦洋、白琳、政和）工夫茶中，闽东地区就占有两品。政和县历史上曾属闽东，并与闽东的寿宁、周宁相邻，从茶区划分讲，也属闽东茶叶的区域所在，可见当时闽东茶产业的鼎盛。在清朝各类进出口商品中，除了洋药（鸦片）有较高税率，茶叶出口税更高达12.87%。因此，茶叶出口贸易是高税源商品。福海关的设立，一方面是清政府为了偿还巨额债务之急需，另一方面，客观上，这无疑是闽东几十万茶农的福音。

黄承箕平时做人还可以，对上尊重，对下平等，渔行公平交易。到逢年过节，他还懂得包红包给渔行雇员和三都岛上的渔户。因此，他知人情世故，说话可信，有人听。黄承箕不负所托，或到码头、集市等人流聚集的地方，或挨家挨户，或召集商户、渔民，不厌其烦做好释疑解惑的工作。看黄承箕多方解释安抚，那些商户、渔民心也就定了下来。他们觉得，靠海域渔获做生意的渔行老板都不怕，他们怕什么？于是，此前的顾虑与激愤也随之烟消云散。筹备工作如期完成。福海关顺利开关。

但真正推动福海关设关三都岛的幕后推手应是闽浙总督许应骙。

许应骙何许人？大家知道北京大学，却不知道它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由许应骙和奕劻选址办理的。那时，他是礼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两人全北京城里外跑遍才选中了地方上报光绪皇帝。这件好事也成了戊戌变法唯一硕果仅存的政绩。

许应骙（1831—1903），人称“戊戌黑旋风”，祖籍广东澄海。许应骙本得光绪赏识，一路青云直上，官至礼部尚书时，却扮演了守旧派反对光绪戊戌变法的“急先锋”。性格尤其地顽固守旧，两度被光绪革职，却依然捍卫传统正道，被后人称为“戊戌黑旋风”。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后，因为反对变法，许应骙得到慈禧太后赏识。同年9月11日，慈禧下旨：“闽浙总督着许应骙补授”，并特许许应骙“仍在紫禁城骑马”，以示恩宠。

从礼部尚书转任闽浙总督的许应骙，身为封疆大吏，到福建上任后，按他“黑旋风”的性格，又得慈禧恩宠，便马不停蹄开始实施一系列“新政”。他提交了筹办农工商务计划的奏折，并在下一年奏请将闽省水陆各军“改练洋操”、增设炮队、在厦门设立保商局维护华侨权益，还派员到日本学习军事。当然，他也不免“夹带私货”，他的侄孙许崇仪、许崇智两兄弟也被派到日本学习。后来，许崇智帮助孙中山驱逐陈炯明、助力蒋介石夺取粤军领导权，直至蒋介石成为民国最高领袖。慈禧太后恩宠许应骙，许应骙又“私货”于许崇智，许崇智又助力孙中山、蒋介石，由此改变了“中国之命运”，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20—40年代的政治生态。历史的走向，真是由一系列的“偶然”促成。

在他的一系列的“黑旋风”新政中，许应骙对三都澳情有独钟。 亲自策划、奏请和操办三都澳开埠。

在戊戌变法前，1898年3月24日，许应骙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时，他便向皇帝奏称:“筹还洋款等项，支用愈繁、筹拨恒苦不继。臣等再四筹维，计惟添设通商口岸，适籍饷源。”该奏本还称“福宁府所属之三都澳，地界福安、宁德两县之间，距福州省城陆路二百余里，为福州后路门户，形势险要。闽洋商船亦多会萃于此，庶可振兴商务，扩充利源”。

“筹还洋款”“扩充利源”是清政府在三都澳开埠设关的主要动因。

1899年2月，他又上奏：“闽省全境皆山……其峰腰岭脊不堪阡陌之处，或种竹、种茶、种木……至于商务，以茶木为大宗，木只行销于内地，茶则专售于外国。从前印度、日本未谙种法，闽之业茶者获利甚丰；今则洋茶盛行，销路减去十之六、七，推原其故，故由种植、焙制未尽如法，亦因税厘、耗羡征款实繁，以致成本增重，动形亏折。茶叶系闽民之生计，实关中国之利权，若不设法挽回，深恐日蔽一日，臣当详慎酌拟，再行奏明办理”。

许应骙在任闽浙总督期间，对闽地发展茶业，专售外国，占领国际茶市，身怀危机感，具备了战略眼光。尤其是对三都澳开埠，他更是做了一番深入的考察研判。同年3月3日，三都澳开埠“奉旨允准在案” ，获准开埠。同批开埠的还有湖南省岳州府口岸。3月29日，又经许应骙“专摺奏明，于三月二十九日开办”。

1899年5月8日，清廷镶红旗协领明玉会同税务司前往三都澳开关。三都澳港正式对外开放。许应骙“黑旋风”般的行事风格，令福海关的开关筹建工作快马加鞭。

这边厢，福海关的顺利开关，这让许应骙喜悦之余，亲赠黄承箕“勤干有为”额，并申报朝廷，得到光绪皇帝嘉奖，钦加黄承箕五品衔奉政大夫，光禄寺署正，并诰封黄氏三代两道圣旨。奉政大夫虽是正五品文职官员，也就是现在的省厅级官员，但只是散官中的一类，是一种荣誉，本身没有官位与待遇，也就是吃俸禄不一定干事。通俗地说，散官就是皇帝专用来笼络大臣官衔，享受高级别优厚待遇，以显示恩宠。光禄寺署正是从六品官职，主要负责供应祭祀用品和宫廷宴膳等事务。虽然，这些都是虚职，但黄承箕真可谓皇恩浩荡，光宗耀祖。

那边厢，福海关的筹建以及各项基本设施建设如火如荼。历史从来都是硬币的两面。开埠之后的中转出口贸易、三都本岛的大兴土木、西方先进管理模式及思想的涌入，又客观上刺激了闽东茶叶生产技术的改进、茶贸流通领域的升级迭代和海上茶叶之路的扩张，促进了茶农的增收。但另一方面，福海关虽是主动开埠的产物，但实为鸦片、甲午战败之赔款导致。这是国耻。这充分体现在福海关的税务司制度、洋奴税制。

福海关不同于条约海关。条约海关是被迫开放，福海关是清政府主动开埠。福海关虽与厦门海关、闽海关统称福建三大海关，但在行政上接受总税务司和闽海关的双重领导。经费由闽海关账内支出。实际上，福海关近似二级管理的海关。

由于实行的是税务司制度，洋人始终把持着福海关的主要管理位置。从《1899—1935年福海关历任主管官员表》所列79位管理官员，担任税务司的始终是外籍人员。中国职员最多是代理税务司、副税务司，或负责帮办。福海关的洋员基本上是总税务司直接录用并派出。华员则由福海关税务司通过考试录用。税务司对关员的考绩统称为“密报”制度。关员的升迁、处分全凭税务司的密报，部属表现优劣，全凭税务司(关长)秘密评价。福海关洋员与华员在工资待遇上存在很大的差距，税务司每月薪金约为800两关银，内班超等一级帮办250两、四等帮办150两。华员同在一个海关供事，工资收入与洋员比较相差二至十倍。这体现了清朝国运衰弱，难说平等。

但另一方面，洋员高薪养廉，管理素质较高，唯才是举，也实为当时腐败的清廷官场吹来一股清风。

福海关管辖范围有多大，职能有哪些？最核心的部分——关税是如何上缴呢？

按《辛丑条约》规定，洋关周围25公里内常关归税务司兼管（俗称五内常关）。福海关对常关的辖区覆盖包括东冲总口下的飞鸾、白石、宁德、八都、七星、盐田、罗源、可门、北岭、三都澳10个分局（卡）。25公里外的常关，只剩下沙埕归清廷管辖。王土之内，蛋糕之大却皆为列强豪夺。

福海关开关后，我们大量输出茶叶的同时，却也被迫输入了洋药（鸦片）。鸦片战争令鸦片贸易合法化。洋人以“洋药”之名将其混入进口商品之列，规定每百斤纳银三十两（后改四十两），税率以值百抽五为依据。而茶叶出口税率是12.87%。其余商品均为4%。进口货基本上为5.56%。抗日战争前期，美国美孚石油公司进驻三都岛，从福海关进口的商品中，石油成为大项，占据国内石油市场近一半的份额。这些常关的税银全部归入福海关征管和上缴，其主要目的在于使洋关能够更清楚地直接掌握关税的收入情况，并通过总税务司监督清政府及时偿还各类条约的赔款。这是一种典型的洋奴税制，关税主权旁落，实为国耻。抗日战争期间，三都岛成为中国石油输入的枢纽港，供应国内石油市场大半份额，支持抗战，也因此受到日军持续轰炸，并登岛到破坏港内大部分设施。

福海关的职能除了国际贸易之外，还有相关联的其他业务，这些业务涉及港航、引水、气象、电报、邮政、翻译、银行等，同时兼有对当地政治、经济、社会、治安等进行全面了解的责任。对设关管辖地域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允许福海关进行情报收集与报告，特别是对当地安全形势进行评估。这一方面是主权的丧失，甚而默认了福海关在当地搜集情报的密报制度，但另一方面，也大大刺激了港口经济的发展，原来只是一个渔村的三都岛，几年时间就建成了闽地重要的茶叶中转港口。这一切皆因清廷国运的衰微，背负着国耻，却还要对西方文明的强势进入拥怀入抱。

一年后，许应骙又兼署福州将军、船政大臣，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按照他“黑旋风”的干事风格，许应骙高度重视福海关的建设，积极筹措，修桥筑路，建设茶货屯栈，三都岛上一时大兴土木。辛亥革命前夕，1905年6月，便铺设了海底电缆。通电的同时，也实现了通邮。在清政府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提议下，1896年清政府批准海关兼办邮政，各关税务司兼任邮政司，三都澳开埠同时还设立了三都澳邮局，也由福海关分管，该部分职员28人，包括邮局供事、文案、信差、听差。国内外邮件，只要写上“中国三都澳”即可寄达。直到1911年，邮政总局由海关总署移归邮政部管辖，邮关才分家。那时，气象预报也传入宁德。三都岛上设立气象台，与马尼拉、香港、上海、东京等地气象台联网预报气象，为频繁往来的贸易船队服务、茶农生产提供气象预报。“帝国电报局（中国帝室）有礼貌地从福州电报分局供应我们有关气象警报，成为他们经常性的工作，这些警报是上海徐家汇、香港及孟（马）尼拉气象台所观察”这是1907年海关相关资料的记载。同时还引入海关银行，进行航标灯及航道勘查、测量与建设。

那么，这些福海关的基础设施大概于何时建成？我们没有相关资料可以佐证。但在李怀涌先生所撰写的《图说海关》一文中，曾对罗伯特·赫德所收藏的相册中发现的福海关建筑物，逐栋做了专门说明。在相册中，福海关关署（海关大楼）、帮办办公室、税务司公馆等洋关设施图片，均拍摄于1908年。由此说明，从1899年福海关开埠到1908年，福海关的基础设施已经初具规模。

福海关关署（海关大楼）是英式建筑，建于三都岛西南端码头附近，面朝海港。建筑单层脊顶。圆拱形百叶窗，白墙灰瓦，正门匾额上书“福海关”。这是福海关关员的上班地点，俗称“海关埕”。图片中，还展示了福海关的人员配置情况。福海关按照洋关建制，分别设内班、外班、海班三科：内班是海关的行政部门，负责行政和会计，由一名税务司领导，其下还有帮办、同文供事、文案、书办等协助；外班主要负责现场货物检验，包括验货员、钤字手（稽查员）、巡役听差等；海班主要负责港口管理，包括水手、伙夫、轮役等。据1906年的《福海关题名录》记载：福海关共有职员79人，其中内班9人，外班34人，海班8人。从人数可见福海关人员已颇具规模。

福海关帮办公馆，亦为英式建筑，风格与海关大楼相似。帮办职位仅次于税务司，福海关在税务司职位空缺时，由帮办任海关主管。但帮办也大都由外籍关员任职。直至1923年，福海关才有第一位中国人主管任帮办。他的名字叫：黄厚庆。

福海关税务司公馆，建于三都岛松歧村半山腰，是税务司的居家住宅，也是目前仅存的福海关遗址建筑。其建筑系英国皇家办公楼大楼风格，占地500平方米，砖木混凝土结构，双层正方形脊顶，百叶门窗也为圆拱形。公馆内有会客厅、餐厅、书房、厨房、洗澡间、起居室和卧室十多间，供税务司一家居住。内设极为考究，西式家具、地毯、沙发和窗帘一应俱全。公馆前面有草皮花园、网球场和凉亭。屋后有狗舍和鸡、鸭、白鸽饲养场。这一切全由仆役打理。

福海关有三个头人，除了税务司、帮办，还有稽查长。这个职务是对福海关行使监察之用的。闽海关税务司美国人杜德维收藏了1843年至1924年的相册，现藏于其母校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其中有张图片拍摄于三都岛。该图从三都码头，朝松歧村方向拍摄。最显眼的建筑是位于半山腰的税务司公馆，依山望海，三都海域美景尽收。山路顺山势而下，苍松成片，足有三百株之多，而且株株编号。在苍松的簇拥下，依山而下的洋关建筑有海关大楼、帮办公馆，还有洋人稽查长公馆，人称“头人行”。另外，还有运动场、垒球场和海员工会俱乐部供头人和关员娱乐。

优渥的生活条件和丰厚的工资是福海关税务司及其一众关员的标配。这也是西方“高薪养廉”的管理模式的具体体现。而事实上，那时的海关也却以清廉高效而闻名。高效的外运通道也确实激发了闽东人民茶叶种植的热情。

但另一方面，福海关的特殊地位，也造就了这一阶层的特权。三都岛上驻军虽然有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十一旅，还有水上警察和陆地保安队驻防，但当时岛上有海关、洋行和教堂，外籍人士来往频繁，大码头又有外国人投资建设，所以一有涉外纠纷或诉讼，中国人一般不敢与之相争。连税务司坐轿子下山出行，地方官遇见也要避让点头示意。所以，当时在三都岛上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民怕官，官怕番。

福海关是中国少有的、为茶叶出口贸易而专设的中转港。闽东北的各类出口茶叶都要在三都福海关完税后，由航行三都至福州之间的轮船公司与各茶帮签订装运合同，再过驳轮船运往福州口岸出口。三都港到马尾港的航线距离仅74海里，按当时的普通轮船每小时25航速计，6小时即可到达。与自身比，如果走陆路，从宁德至福州的古官道则需三四天的行程。与西路茶区比，武夷山的茶叶沿闽江水系顺流而下到福州却需4天。海运交通的优势令北路茶逐占先机。虽然三都澳福海关在福建茶叶出口贸易中，只充当中转港的角色，但1899年至1949年，从三都港中转出口的茶叶占福建出口茶叶的47%至60%，甚而占全国茶叶出口的6.422%至30.19%却也在情理之中。

有了海路交通的优势，福海关开关当年便“旗开得胜”。据《1899年海关贸易报告》记载，开埠当年，“闽东各县茶叶荟萃于此，成为天然中心，年达三十万箱”。进口税收为0，出口税却达4209海关两。出口量较路运时增长了2.78倍。茶叶的聚集中转，确令三都岛八方通衢。

茶叶出口中转贸易和石油贸易直接带动了三都澳航运四通八达。1900年日本大阪商船会社开辟三都澳至福州航线。中国民间船务公司开辟三都澳至新加坡和辽宁牛庄航线。美国开辟三都澳至苏门答腊航线。1914年又开辟至青岛、烟台、宁波等航线。而三都与福州之间的航运也开始逐渐繁忙起来。太安公司有两艘小蒸汽船每周定期来往一次。洋行的两艘小蒸汽船也不定期往返。茶季一到，各洋行和茶庄都会定期或不定期通过蒸汽船，将茶叶运出去。这样，三都码头几乎每天都有二三艘汽轮来往。福海关开关后的第四年（1903年），进出三都港的货轮已达228艘，年运载货物76142吨。其中，英国轮船运载56430吨，日本轮船运载18496吨，而中国轮船仅运载1216吨。

随着茶市中转日渐兴隆，由本地茶庄购买的轮船也开始独立航运。缪济川也和合伙人联合购买了一艘轮船，专事三都澳至福州的茶路运输。而猴墩茶市采购的茶叶自猴墩村运往附近的八都岚尾港下水，用运输脚踏船装载，集中三都澳福海关，报完关税，即驳船运往福州。到了福州茶栈，卸货入仓等手续即由福州茶栈负责办理。押送茶担人领到一张货运收执，即可到福州茶行报账领银。

1918年，福安实业家王泰和购买轮船，开辟了三都至福州的航线，从赛岐出发的北路茶运到三都后即过驳到王泰和的“江门号”轮船，再直抵福州口岸。到了1927年，坦洋茶商胡修诚在赛岐创办了“裕通轮船公司”“裕泰来茶叶有限公司”。随后，福安茶商又合资成立了“福寿轮船公司”，实现了用轮船将茶叶从赛岐经三都福海关报税后，不再过驳，而直接运往福州口岸的梦想。

福海关茶贸中转港的设立，犹如虹吸效应，搅起一池春水，闽地北路茶区春潮涌动，肩挑船运，向着三都澳进发......

由此，三都码头上常有二三百吨，乃至上千吨的轮船来往，港埠驳船亦集聚百余号，岸上搬运工人也有二三百人。码头外街杂货铺、茶栈、茶楼、酒馆、点心店应运而生。外街还开设一座“新民”大旅社，旅社楼上开有“清唱堂”，生意好时，有十多个唱班。妓女多时也有三四十人，还有乌烟瘴气的鸦片馆也应运而生。

茶叶出口中转贸易和石油贸易更刺激了三都岛金融业的繁荣。那时，除早期的海关银行外，先后还有中央、交通、农民三大分行落地。中国银行、实业银行、福建银行以及“合作金库”等金融机构，都在岛上分别设立办事处，连教会也办汇丰银行，专做汇兑业务，它用英文写汇条到福州就可拨款。与此同时，各地商贾也纷至沓来，办起了保险公司，有普安、先施、永安、仁济、福安、扬子、源安、华安、太吉、华侨等10家。民间钱庄蜂拥而立，有福州人办的泰余钱庄、洽记钱庄，福安人办的裕宁钱庄，兴化人办的建南钱庄，海军旅部办的宁兴钱庄等15家。三都岛上办起的这些金融机构，直接带动宁德乃至闽东北路茶区金融业的发展。

在三都外街，还有21家洋行主要经营煤油、烟草、茶叶、食杂、海鲜、日用品、轮船等。其中，美国、英国、德国、荷兰、葡萄牙、印尼、俄国、瑞典等国商人经营着美孚、德士古、亚细亚、英美、太古等16家商行，五家日本商行也在岛上经营日货。更有本地人开设的茶庄代销处、代报处和布庄、日杂品商店、五金店等。“美孚”煤油行、“德古士”煤油行在港口村都占有各自的码头。他们做的都是独家生意，货价起降各自说了算。

在三都岛上，因为茶贸而设福海关，不仅令三都澳成为闽地海上茶叶之路的重要中转港，而且中西文化也在这南方的小岛上交融与碰撞。

福海关有大量的报关填表业务，而且必须得用英文。所以，三都岛上的洋行大都雇英文好的本地人当代理。如果不懂英文，在交流过程中难免有冷幽默。曾有美孚福州总行“巡员”美国人“李斯敦”，被派到三都支行查仓核账。福安油站经理李某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李斯敦。为了体现中国人的热情好客，还有历史文化积淀，他在信中还引经据典：我们都姓李，五百年前是一家，都是大唐李世民的好后代。如此冷幽默，在那时的三都岛是日常。中西方关员、雇员与神父在岛上不同话语体系的频繁交流，使其交融与碰撞被赋予了诙谐、幽默的人性温度。

另一方面，随着天主教的登岛，又令其交融与碰撞赋予了西域宗教文化的肃穆之色。天主教与福海关几乎是一前一后进入三都岛。福海关开关前11年，也就是1888年，西班牙人高满珍担任福州教区副主教时，就首次在三都澳传教。1898年，在三都岛罗厝里建天主教堂。1927年5月28日，也正是福海关发展最巅峰时期，“福宁教区”主教公署由福安迁设三都岛，下设福安、穆阳、溪镇、罗江、宁德和霞浦等六个总铎区。随之建设的主教府邸，是神职人员的住处，为双层石木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呈现西班牙古典建筑风格。直至1932年，重修后的天主教堂是天主教福宁教区主教的本堂，其锋利、直刺苍穹的小尖顶和教堂内原汁原味的彩色玻璃窗色彩斑斓，雕刻装饰轻巧玲珑，意境玄妙，为我们留下一座具有十五世纪文艺复兴风格的西班牙哥特式教堂。而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三都罗马修道院，为英国传教士修建。它是天主教徒与东正教徒出家修道的聚居场所，也称隐修院。它以其坚厚、敦实和不可动摇的古罗马城堡式形体彰显教会的权威，内院地中海中庭与罗马拱券式长廊，则营造不受外界干扰的修行空间，是国内难得一见的典型中世纪修道院，富有古罗马建筑的遗韵。在最巅峰时期，三都岛上曾有大小修道院十余座，因日军轰炸，目前仅存一座。

外来宗教的输入与发展从来都与经贸文化交流同频共振。这三座建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洋宗教建筑物，在历史风云变幻间，依然保存着原汁原味的气质风范。它们既代表了天主教在闽东的传播在清末民初，已经落地生根，更说明福海关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的巅峰期，闽地海上茶叶之路北路茶区的兴盛，被虹吸于中国南方的这座小岛，集萃馥郁，中外人员的茶贸与文化交流也愈加频繁。外籍人员在三都岛，有远在异乡的思念与迷茫。本地人在三都岛，有因为交流而产生的碰撞与焦虑。他们都需要信仰的支撑。天主教教堂为其提供了所谓精神抚慰的场所。因此，这三座天主教建筑与福海关税务司公馆一起，共同见证了闽地海上茶叶之路原产地中转港——福海关的开关、巅峰与闭关。它们能留存至今，无心插柳，如今已成为闽地海上茶叶之路的文化地标。

三都澳福海关的崛起，“黑旋风”许应骙功不可没。后来，许应骙因手下官员渎职，他也因此被解任，从此退出中国政治舞台。许应骙回到广州后，在白鹅潭畔建造了一处颇具规模的私家园林——后乐园，安度晚年，直至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初二（1903年7月22日）病逝。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各县实行自治。清时的知县也改称知事。民国七年，得时任知事黄式苏推荐，黄承箕任宁德县研究所所长、自治会总董事等职。县研究生所类似现在的县科委主任。而“自治会总董事”即是蕉城镇的首长，其地位低于知事，接受县政府管辖。

以战争赔款的名义，福海关从诞生之日起，便赋予了亦正亦邪的色彩。因此，福海关是个很奇特的海关。它不同于广州港、宁波港，。是清政府被迫向世界开放的产物。而位于它们之间的三都澳港，却是清政府为自强民族产业，主动对外开放的港口。清末，当三都岛海关大楼的钟声敲响的时候，实际上，它喻示着清廷不愿服输的最后的倔强。福海关的奇特之处还在于，与其他海关不同，它是一个由茶叶决定命运的海关。茶，是它活着的唯一依据。没有了茶的芬芳，它的魂便没了。

闽地海上茶叶之路北路茶区，因为太平军战事而崛起，因为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而主动开放国门，远渡重洋，更因为民国初建，以致新国体新理想，一叶靡香海丝路。